中国非洲民族学研究的三个阶段:从葛公尚谈起(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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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5]葛公尚,朱伦.新中国民族研究园地的一朵新花——世界民族研究50年回眸[J].世界民族,1999(3). [6]李毅夫.悼念我的学友葛公尚[C]∥李桂钧.永远的怀念.北京:
[5]葛公尚,朱伦.新中国民族研究园地的一朵新花——世界民族研究50年回眸[J].世界民族,1999(3).
[6]李毅夫.悼念我的学友葛公尚[C]∥李桂钧.永远的怀念.北京:民族出版社,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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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中国非洲民族学自20世纪50年代随着有组织、系统地非洲研究的兴起而开端,经过近三十年的翻译、编辑、搭建框架与概况梳理之后,在20世纪90年代迎来中国学者的独立研究,其间所经历的奠基、发展与转型都与一位逝者、前辈息息相关。他是葛公尚①葛公尚(1940-2007),陕西扶风人。,中国知名的世界民族研究专家、非洲民族学者、原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获得者、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原研究员。他的求学与工作经历,即是中国非洲民族学发展历程的生动写照。葛公尚于1959年考入北京外国语学院(1994年更名为北京外国语大学)留苏预备部学习,1960年入苏联列宁格勒大学东非国家通用语言斯瓦希里语专业学习,1964年学成回国,被分配到北京外国语学院亚非系工作、深造,堪称中国在正规大学学习斯语的第一人,1967年调入外文局,翻译《毛泽东选集》1-5卷,任“毛选”斯瓦希里语组组长。期间,葛公尚专注于翻译伟人经典著作十余年,踏实肯干、任劳任怨,对加强中国与非洲国家的思想文化交流发挥了重要作用。葛公尚于1979年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以下简称“社科院”)民族学所开始从事非洲民族研究,终于迎来了他个人学术事业的春天,尽管他当时将近四十岁,但他精通俄语、斯瓦希里语、英语三国语言,再加之前半生笔耕不辍、勤勤恳恳的翻译训练,使其养成了治学严谨、敬业好学的优良学风,并成为他后半生从事非洲乃至世界民族研究得天独厚的优势。葛公尚博览群书、著作丰硕,编译作品字数达二百多万字,参与各类百科全书、词典、辞书的编写,并在民族研究的核心刊物上发表论文三十多篇,完成多项国家、社科院内的重点课题,累计撰写字数二百多万。不论在过去还是当下,他通晓三国外语以及对学术工作的尽心竭力、勤恳踏实,都令后辈学者们高山仰止。然而就是这样一位中国非洲民族研究的开拓者、奠基人,却鲜少被今天的民族学人类学界所提及,不能不说是一大缺憾。本文即是通过对葛公尚学术人生的追忆与探究,回顾并重新认识其在非洲乃至世界民族研究领域的开创工作与卓越贡献,并就当下中国民族学人类学界的非洲研究现状进行梳理与反思,同时展望未来的机遇与挑战。二、由葛公尚学术人生史回溯中国非洲民族学研究1979年前后,中国社科院民族研究所(2002年更名为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建立了世界民族研究室,自此国内的民族研究开启了对中国以外世界民族的关注与译介。由于改革开放初期国内外环境与主客观条件的限制,国内世界民族研究尚处于初始阶段,葛公尚凭借其通晓三门外语的功底,从国家外文局被调入社科院民族研究所从事非洲民族研究工作可谓适得其所。由于民族所自成立起就以中央民族学院(1993年更名为中央民族大学)研究部为基础,且将所址设在中央民族学院内(俗称6号楼),当时在学校内从事非洲民族研究的学者寥寥无几,费孝通、顾章义、葛公尚是这一领域的开拓者和奠基人。回顾国内非洲民族研究的历史,笔者归纳为三个时期。(一)20世纪50-70年代末,非洲民族学的萌发期,主要成果是外国译著与内部读物对某一学科发展的认识与理解必须要放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与政治环境之下,彼时中国的非洲研究从诞生之日起就是为了服务党和政府的“对非”工作需要,完成上级交办的指令性任务而设置,①1955年万隆会议之后,为了联合并支持非洲国家争取民族独立与发展民族经济,中国政府亟须对远隔万里重洋的非洲国家有一定的认识与了解,以便于为国家领导人做决策参考。1961年,毛泽东主席在杭州会见非洲外宾时发表了关于加强非洲研究的讲话,并明确指示“应该搞个非洲研究所”。两个月以后,作为中国首个成建制的专门从事非洲问题研究的科研机构——社科院西亚非洲研究所应运而生。且多系集体合作的内部报告,内容主要涉及非洲政治、外交、经济及重要人物、事件等,对民族文化研究涉猎较少,且大多为编译苏联或西方的非洲研究成果,尚无实地调研的一手资料。这些成果大多为内部资料,直接报送职能部门,并不为大众所知晓。尽管存在一些缺陷和不足,这些译著与报告却为中国学术界有组织、系统地进行非洲研究打下了坚实基础。回顾这一时期有关非洲民族研究的主要成果是翻译和介绍国外的非洲民族研究作品。1960年,北京三联书店出版了苏联科学院民族学研究所非洲部的全体工作人员在1954年编撰的大部头著作——《非洲各族人民》。[1]该书从地理区域进行民族划分,力图对非洲各主要民族的历史、文化、现状进行全面的论述。同年,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了苏联学者奥尔洛娃的著作《非洲各族人民:文化、经济和生活概况》,[2]该书可以看作上一本大部头的缩写版,简要论述了非洲各地区人民的文化和生活方式。1964年,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了由秦文允翻译的杜波伊斯撰写的《非洲:非洲大陆及其居民的历史概述》,[3]原著虽然是英文版,由于中国与苏联的密切关系,中文版是根据1961年的俄文版转译而来,且为内部读物。1966年,费孝通翻译了塞利格曼撰写的《非洲的种族》一书,可惜在最后校对时他突受冲击,原稿散失;1978年他决定重译,终于1979年译成,并于1982年由商务印书馆正式出版,虽然迟到了16年,却由此可知,中国民族学人类学界对于非洲民族情况的关注早在20世纪60年代就已萌发,费孝通在后记中将这本书在社会人类学学科中的历史地位略述如下:“这是一本有关非洲民族的标准读物……也是社会人类学入门启蒙之作,适合于一门学科初创时的要求。”[4](P199)费孝通想让更多中国学者认识到非洲民族研究之于英国社会人类学的重要意义,并且希望后学之士应当注意前人怎样通过实地观察,充分掌握当时已有的资料,对十分复杂的现象,分析整理,使其条理清楚,门类分明。这与费老后来强调的社会类型比较法一脉相承。事实上,西方在认识了解非洲之初期,也是经历了从宏观到微观的历程:20世纪初期的欧洲殖民者对世界各地众多的民族集团亟须有个概括性的全面鸟瞰,对非洲各族人民的复杂现象要摸索出一个大概的要领,当然其中必有些错漏之处,却给后人从事此项研究勾勒出一个基本的框架。这是一门学科肇始时期的奠基工作。1966至1976年期间的中国学术处于停滞瘫痪阶段,葛公尚因其斯瓦希里语特长,被调入外文局“毛选”翻译室工作了12年,并担任斯瓦希里语组组长,不仅把《毛泽东选集》五卷本翻译成斯瓦希里语,还把中国的电影、经典文学作品翻译成斯瓦希里语,传播到遥远的东非世界,直接影响了几代东非人对中国的认知与了解。②根据北京外国语大学亚非学院斯瓦希里语专业赵磊老师提供的统计数据,从1964-1993年三十年间,外文出版社共出版斯语译著255种,主要主题是中国政治(毛泽东选集、政治文件报告领导讲话等)、儿童读物以及中国国情等方面的介绍。现就职于上海纽约大学的坦桑尼亚籍人类学讲师RAFIQ 博士曾访问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院并做报告,报告期间他满怀深情地回忆自己幼年时期读到的斯瓦希里语版《毛泽东选集》《西游记》等经典读物,以及中国功夫电影在东非的流行,让他从小就对中国充满向往与情感。笔者不由得感怀葛公尚先生在四五十年前所从事的斯瓦希里语翻译工作,直接推动了中国与东非人民的民心相通,形成了中国与东非区域间的文化积淀与传统友谊。诚如葛公尚先生所总结的,“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对世界民族的研究与了解根源于两个方面的需要:一是解决中国国内的民族问题的需要;一是新中国生存与国际交往的需要”。[5](P23)必须指出的是,这段时期的世界民族研究以及非洲研究,都是在党中央、国务院直接领导下进行的,且在当时美苏争霸的国际形势下,中国要团结亚非拉第三世界国家;研究内容主要集中在马克思主义民族政治理论上,重点探讨社会主义多民族国家如何解决民族问题。因此,这时期的非洲民族研究,伴随着20世纪60-70年代非洲大陆上如火如荼的非洲解放运动,从一开始就关注殖民地民族运动且立场鲜明地支持非洲人民进行反帝、反殖斗争。这时期中国非洲民族研究的主要成果是对国外特别是苏联非洲民族研究成果的翻译和介绍,尽管都是二手资料,却加深了我们对非洲人民的了解和同情。然而这时期中国并没有从事非洲民族研究的专业人才,大部分参与者是来自外文局、中央编译局、新华社及中央各大报社、中国社科院的国际问题研究所、各大院校历史系的翻译、记者或老师们。其中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和中央民族大学起到了关键作用:1954年-1958年,民族研究所编辑出版了《民族问题译丛》共35期,其中包括非洲民族独立运动的译介;1961年成立了世界民族志研究组,先后编译《民族问题资料摘译》和《国外民族研究学术资料》共计200 期;1979 年创刊《民族译丛》。[5](P24)与此同时,中央民族大学早在1956年在历史系开设了“世界民族志”课程,由顾章义老师讲授非洲史与非洲民族。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三十年的非洲民族研究是资料积累与译介,为后来的世界民族学科专业化发展奠定研究的基础。(二)20世纪80年代-21世纪初期,中国非洲民族学经历从翻译、宏观概述到聚焦现实问题的转型发展期,世界民族研究专业建立并取得较大发展最典型的是从《民族译丛》到《世界民族》转变,葛公尚在这个转变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奠基和推动作用。1979年葛公尚从外文局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工作,彼时的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百废待兴,青年学生们的学习热情与变革思想都尤为活跃。为了顺应改革开放的形势需要,民研所民族理论室国外组在1980年扩充为世界民族研究室,葛公尚是这里唯一一位懂三门外语的学者,对于从事非洲及世界民族研究非常有利。据葛公尚的同事好友李毅夫回忆:“从1979-2006年,这27年是葛公尚人生中最辉煌的时期……他用斯语优势挑起了非洲民族研究的重担。”[6](P66-67)这个时期的非洲民族研究在世界民族研究学科化发展框架下,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以《民族译丛》在1995年更名为《世界民族》专业杂志为标志可分为两个阶段。1.《民族译丛》阶段(1979-1994年)。《民族译丛》自1979年创刊以来,起初为季刊,在1980年改为双月刊,至1994年更名改版之前共出刊96期,计一千二百余万字。对创办《民族译丛》的原因,创刊号《致读者》中开宗明义指出:“为了繁荣中国社会主义科学文化事业,我们‘要研究中国和世界的政治、经济、军事、思想等各方面的历史和现状’,要积极开展包括民族学在内的哲学社会科学各个学科的研究。”[7](P1)因此,《民族译丛》刊出的主要内容是:国外民族问题、民族学研究的历史和现状,各学派的观点和演变;对世界各国民族的起源和形成,历史上的民族关系、迁徙和分布过程的研究;对世界各国民族成分、人口、语言、宗教信仰、风俗习惯和文化特点的研究等。这一时期的学术研究同样有着鲜明的政治正确性,必须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紧密结合国内外阶级斗争形势而进行选编。笔者经过检索发现,《民族译丛》共刊发1 700多篇文章,其中有关非洲民族研究的近一百七十篇,占发文总数的10%,其中仅葛公尚一人编译的文章就有21篇,他对斯瓦希里语、俄语的研究成果进行编译,介绍非洲各国民族的历史和现状。这一时期,葛公尚充分利用其斯瓦希里语、俄语、英语的优势,积极参与了世界民族研究的学科创建工作,有关非洲的部分几乎都是葛公尚负责组稿或亲自撰写的。他参与了多部工具书和著作中非洲部分的撰写和组稿工作。①包括《中国大百科全书·民族卷》《世界民族大辞典》《世界知识大辞典》《民族词典》等工具书非洲部分的撰写和组稿。此外,《世界民族概论》《世界各国民族概览》《世界民族常识》等著作中的非洲部分也都由他撰写。此外,他还编译了多本非洲民族问题研究资料和翻译出版了一些非洲文学作品。②包括《非洲民族概貌》《非洲狩猎民族与游牧民族》《西非民族概况》《中非民族概况》等四本非洲民族问题研究资料,以及《想象国》《农民乌吐波拉》《混乱人世》《非洲当代中短篇小说选》《非洲戏剧选》等五本非洲文学作品。葛公尚这段时期翻译与编译的成果字数达二百多万,所有这些项目的完成,都需要查阅大量外文资料,再经过综合、比较、分析和研究,并非什么材料拿过来都能用,他正是在认真、扎实地完成这些工作的过程中,日积月累、逐步深入,并最终成为中国非洲民族研究的奠基者与一流专家之一。在做了这么多基础性的编译工作之后,1985-1989年葛公尚任中国驻坦桑尼亚大使馆一等秘书。在驻外的四年中,葛公尚如鱼得水,足迹踏遍了坦桑尼亚的广袤土地,为中坦、中非友谊与文化交流做出了很大贡献。不管是当地的官员还是普通民众,都亲切地称他为“拉菲克(朋友)葛”“兄弟葛”(Ndugu Ge),他的辛勤工作受到驻外机构领导和同事的一致好评,也为他回国后继续从事非洲民族研究打下了坚实基础。使馆工作期间,他一边坚持在《民族译丛》上发表编译文章,一边在1987年编写完成了13万字的《坦桑尼亚文化概况》,它涉及坦桑尼亚的自然概况、行政区划、历史概况、教育事业、文化艺术、新闻出版、电影广播电视、体育运动、医疗卫生、旅游事业、对外文化共十章内容。[8](P80)1995年,葛公尚被坦桑尼亚总统姆维尼授予“促进斯瓦希里语发展国际优秀学者”奖,也是首位获此殊荣的中国人。葛公尚在1990年1月任满回国后继续在民研所工作,并前后担任世界民族研究室副主任、主任、党总支书记、民研所学术委员会委员和所职称评审委员会委员等要职,直至2000年退休,退休后被继续返聘,直至2006 年患病后主动提出停聘。1990年以后,知天命之年的葛公尚在经历了长期的语言与学科资料积累以及四年驻坦工作与生活的实地体验之后,他的学术生涯进入了黄金发展期,他承担了多项世界民族研究的重大课题,同时也发生了一些转向,即从非洲民族转向更广阔的世界民族研究,同时开始关注中国的跨界民族。葛公尚十分注重实地考察,他常说:“咱们的研究重点不是过去的历史,而是今天的现实。要研究民族的变化和发展,不走出去不行,不能嚼别人嚼过的馍。”他又说:“研究世界民族问题,首先得了解咱们自己国家的民族情况。”[9](P76)因此,葛公尚在1984年赴少数民族聚居的云南省考察,并在八年后出版《拉祜族》;[10]他主编的《当代政治与民族问题》[11]将民族问题放在国际政治的大背景中加以研究,对中国民族研究工作者来说,尚属首次。《民族译丛》的15年间,葛公尚从单纯的翻译者转型为优秀的研究者,在浩瀚文献资料中采撷、译介、梳理、归纳、总结非洲乃至世界民族研究中的重要问题与理论,搭建了国内非洲民族研究的框架与基石,也为世界民族这门学科的创建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2.《世界民族》阶段(20世纪90年代-21世纪初期)。如果说《民族译丛》是中国民族学向国外学习译介、为世界民族研究学科打基础的阶段,那么1995年《民族译丛》停刊、《世界民族》创刊,则标志着经过近十五年的奠基发展,中国的世界民族研究进入了消化吸收与自主研究的阶段,国外研究成果是重要的参考与借鉴,但中国学者也在成长历练中、结合中国的现实需要与国情,发出了自己的声音与看法。《世界民族》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主办的学术刊物,“其视野是人类社会的民族过程和世界范围的民族问题,它将从更广阔的领域探索人类社会民族过程的自身发展规律及其与社会进程发展规律的互动关系,增强对民族现象及民族问题长期性、复杂性和重要性的科学认识,研讨不同类型国家解决民族问题的理论、政策及其实践经验和现实教训,促进中国民族学界与世界各国的学术交流与合作,从而更好地为中国民族研究各学科的理论建设和民族工作实践服务”。[12](P2)《民族译丛》的更名与《世界民族》创刊标志着中国对世界民族的关注走上了从译介到独立研究的道路,尽管受限于当时的国力与对外关系,从事世界民族特别是非洲民族研究的学者鲜少有机会开展实地调研,①写作国内第一本《南非史》的北大教授郑家馨老先生在工作期间一直没有机会赴南非调研,直至退休之后自费报名一个旅游团才圆了自己的南非梦。主要还是通过文献梳理来进行概述与分析。这段时期的非洲民族研究大多基于史料,唯有葛公尚因为在中国驻坦桑尼亚使馆工作四年的经历,写作的关于坦桑尼亚及东非地区民族问题的研究论文带有更多现实关怀与现场感,并做出了基于中国视角的独立分析与阐释。葛公尚1990年回国后直至退休又被返聘的16年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主要围绕以下三点展开:一是东部非洲的民族一体化与冲突问题,比如坦桑尼亚的民族一体化,[13]卢旺达、布隆迪、[14]索马里[15]等非洲国家的部族冲突,[16]东非游牧民族[17]等;二是关于非洲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18]三是更宏大跨界民族[19]与世界民族发展研究。[20]值得一提的是,葛公尚在后期关注到非洲华人研究的重要性。[21]葛公尚在生命的最后一年里还编著出版了两本世界民族研究概况文集:《当代国际政治与跨界民族》[22]《二十世纪世界民族问题报告》[23],可谓鸿篇巨制,涵盖世界六种类型的民族问题研究论著。这些著作是世界民族学科建立的基石与踏板,已成为很多硕士、博士论文答辩的重要参考书,引领着后辈学人向更深远的领域和方向探索。2000年前后,向来以国际关系与历史见长的中国非洲研究界开始提倡人类学的视角与方法。曾在20世纪90年代初在尼日利亚留学的刘鸿武教授在1998年发表了题为《发展研究与文化人类学:会通及综合——关于黑非洲发展问题研究的一种新探索》一文,除了提出近年来国际学界对发展研究与文化人类学的重视,拓展了非洲研究的广阔空间,还从非洲大陆发展的独特性、复杂性出发,用“审慎而适当的态度”看待西方的现代化发展理论。[24](P52)与此同时,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的潘华琼在1998年赴比利时鲁汶大学攻读硕士、博士学位,师从人类学家辛格雷顿(MICHAEL SINGLETON),她在2000年发表了国内首篇完整介绍非洲人类学的论文,[25]在其之后的研究中多带有人类学的理论与视角,[26]她关注法语非洲研究的动态,[27]此后把研究视角转向了非洲影像[28]与文化遗产[29]等方面。此外,2010年以来,中国海外民族志起步发展期,非洲民族学人类学迎来了实地调研与微观透视的黄金时代。这一时期的现状笔者准备单独论述。综上,通过对葛公尚个人学术与人生经历的回顾与反思,我们可以看到,葛公尚始终把个人学术研究与国家发展需要紧密结合,国家需要他做什么,他就倾尽所能地去做,这是那一代中国学者的家国情怀与使命担当。三、2010年以来中国非洲民族学人类学发展现状真正基于长期实地调研的中国非洲人类学研究始于2010年以后。2013年随着中国世界民族学会重点项目多卷本《世界民族》丛书第六卷《非洲》的付梓出版,[30]完成了葛公尚的遗愿,作为该卷的主编之一,他已于2007年与世长辞。他在三万多字的卷首文《非洲民族综述》中系统归纳了古代非洲各民族的历史,并对当代非洲国家的民族结构进行了划分,得到国内学界的高度认同。然而纵观国内的非洲民族研究,仍停留在文献梳理与概括上,多是千篇一律的概况介绍,已无法满足“一带一路”倡议与中非战略合作背景下,国人对非洲的认知需求。在2010年左右,中国非洲民族学研究迎来了一个重要的突破与转型,即有一批学者跨出国门,真正进入非洲开始进行实地调查。这种突破既有时代的必然性,也有着个人的偶然性,时代的必然性是中国国家发展的需要、“一带一路”倡议与中非合作的需要,个人的偶然性则与个体的因缘际会、选择与价值取向相关。与此同时,这一时期海外新生力量的崛起及其与国内的紧密联系,逐渐形成了一股有影响的非洲人类学研究力量并发表了一系列具有人类学视角的研究成果。这一时期,有关非洲人类学的译著亦有增加。(一)国内青年学者的探索与实践在国内海外民族志研究浪潮的激励与推动下,特别是2011年底中央民族大学成立“世界民族学人类学研究中心”,直接推动了国内人类学开展海外民族志研究的进程。2012年5月,中国世界民族学会年会在中央民族大学举行,期间举行了中央民族大学世界民族学人类学研究中心的揭牌仪式;同年6月,该中心举办了首届“中国人类学海外民族志工作坊”,以此来发掘、培养并资助青年学人走向海外。该工作坊一共举办了三届,①笔者有幸受邀参加了2013年(第二届)海外民族志工作坊,为即将赴海外做研究的青年学子们讲述非洲田野经验。每届都有学生或青年学者提交前往非洲开展田野调查的计划,②2012年,袁丁提交了去刚果金的计划;2013年,雷雯提交了前往坦桑尼亚的调查计划,阿迪娜提交了前往塞内加尔德研究计划,熊星翰提交了前往马达加斯加的调研计划,孔繁潇提交了前往摩洛哥的研究计划;2014年,石腾飞提交了去南非的研究计划,王晨娜提交了前往毛里求斯的调研方案,魏媛媛提交了对斯瓦希里人身份认同的研究计划,刘兴驰提交了在埃塞俄比亚的研究方案。这些人中除了少数人后来改变了研究方向,其他人如今都已成为非洲人类学研究中的后起之秀与中坚力量。与此同时,为了配合国家“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中央民族大学世界民族学人类学研究中心申请到国家留学基金委的“发展中国家研究创新型人才联合培养项目”,自2015年开始每年资助多名该中心的硕士、博士生赴发展中国家开展为期一年的访学调研,其中有多名学生赴南非开普敦大学、坦桑尼亚达累斯萨拉姆大学、埃塞俄比亚的斯亚贝巴大学访学,完成他们的学位论文。尽管三年后这一项目搁浅,且由于访学归来的学生大多没有坚持从事更高层次的研究工作,使他们访学所取得的研究成果可视化程度不高,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清华大学自2011年启动的“发展中国家研究博士项目”为中国青年走进非洲提供了更为优越的条件,在这个项目的支持下,涌现出多名长期在非洲进行田野调查的青年才俊。③比如在东非从事医学人类学研究的高良敏,在马达加斯加从事政治与权力研究的熊星翰,目前正在尼日利亚伊巴丹大学从事中非媒体、经贸关系研究的李连星,正在坦桑尼亚工作与调研的肖齐家(本科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大学斯瓦希里语专业)等。他们均有在非洲国家一年以上的访学田野经历,该项目着重培养的是时代所需的复语型、复合型、跨学科的区域国别研究高端人才。笔者自2010年博士毕业选择到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院从事非洲人类学研究以来,将研究主题聚焦在种族与族群关系、[31]社会与文化变迁[32]以及非洲华人与企业[33]等方面。受益于稳定包容向上的研究团队与平台,笔者于2017年成立了“中国非洲人类学研究中心”,试图整合国内年轻一代的非洲人类学研究力量,搭建交流合作的平台,同时创办“阿非利加人类学”公众号与系列讲座,定期邀请海内外从事非洲人类学研究的青年学子来做讲座和交流,为师生开阔视野,也帮助海外学子联通国内学界。笔者的同事蒋俊从族群政治视角来探讨卢旺达、尼日利亚的族群关系;[34]雷雯致力于从发展人类学的视角研究坦桑尼亚的中国企业,她还关注到坦桑尼亚BAO 棋与国族建构的关系。[35]中央民族大学的施琳老师近年来将研究领域从经济人类学拓展到非洲民族研究,发表了多篇具有理论深度的论文。[36]综上,国内年轻一代学者的努力有目共睹,海外新生代学子的贡献亦不可忽视。(二)海外新生代的崛起与锋芒本文所指的海外新生代主要指那些在海外攻读硕士、博士学位,受过系统人类学学科训练的中国青年一代,也包括少数在海外出生长大的混血华裔,他们都把非洲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研究不同的国别与领域。由于近年来中国在非洲的影响力日益扩大,西方学界很好奇南方国家之间的合作究竟是如何开展的,于是那些留学欧美的中国青年学生就成了连接南南国家与西方社会的沟通桥梁。相比于欧美学生,中国学生有着天然的优势去研究活跃在非洲大地上成千上万的中国企业以及超过一百万的中国新移民,也更容易获得研究资助。于是我们看到,绝大多数在海外做非洲人类学研究的中国学生都选择与中国有关的议题:毕业于英国剑桥大学研究中国与尼日利亚间跨国婚恋的邱昱,[37]毕业于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研究赞比亚中国移民群体的吴迪,[38]毕业于德国科隆大学研究中非婚姻关系的周阳,[39]毕业于比利时鲁汶大学与云南大学研究中国-刚果(金)跨国移民流动的袁丁,[40]毕业于南卫理工会大学研究赞比亚华人健康问题的杨蓓蓓,[41]毕业于日本京都大学研究博茨瓦纳华商的訾彦訚,[42]毕业于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做中非媒体研究的郑惟迪,以及在海外其他名校攻读博士的后起之秀们。除此之外,不乏少数“另类”青年学者专注于非洲本土文化与社会的研究,执着而坚定地走出了自己的学术之路,比如目前就职于日本国立民族学博物馆研究喀麦隆东南部俾格米人的彭宇洁。[43]这些“另类”青年中尤其引人注目的是正在德国汉堡大学攻读非洲语言与文化博士学位的沈玉宁。他自中山大学德语专业毕业之后,出于对广州非洲人的好奇以及对人类学的热爱,在赴德国留学时选择重新从本科读起。他在本科阶段学习了两门非洲本土语言:西非豪萨语与东非斯瓦希里语,最终他选择从事斯瓦希里语与东非社会文化研究,从本科到博士至今已有11年时光。期间他几乎每年都会想方设法到东非肯尼亚、坦桑尼亚大陆、桑给巴尔岛上做语言调查,更凭一己之力用计算机编程技术编写了首个线上“新编斯汉词典”,①沈玉宁的线上免费版新编斯汉词典,http:///.为中国的斯瓦希里语初学者带去了福音与便利,并且与很多在东非从事人类学研究的学者合作紧密。目前,他是肯尼亚内罗毕大学斯瓦希里系唯一的外聘老师,除教授斯语语法外也从事当地部落语言文化史基础信息的规整。作为东非语言协会创始会员,他已引起了国际学界的关注和重视,更为中国年轻一代的学者树立了榜样与方向。他的研究主要是东非历史语言学、计算机语言学、东非文本知识生产、班图语语言学等,他用德语出版的硕士论文修正了欧美学者对于斯瓦希里语语法近百年的误读,被收录于德国出版社“东非语言与方言”系列丛书。[44]海外新生力量中还包括少数在国外出生长大的混血华裔,他们都具备多语能力,又受过西方严格的人类学训练,比如笔者熟识的研究赞比亚华人群体的、毕业于德国马普所的郭威威,精通英文、法文、中文、西班牙文;研究安哥拉中国劳工问题的华东师范大学博士后潘美婷,精通英文、中文、葡萄牙语,她目前任教于上海。她们都与国内学界保持着紧密的联系。笔者相信随着中国国力的不断强盛,会有越来越多的海外优秀学子选择回国工作,为中国民族学人类学的学科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四、反思与展望:繁荣降至否?回顾中国非洲民族学人类学发展的三个阶段,从单纯的译介国外研究到中国学者自己走出国门在非洲大陆上做长期的田野调查,并做出带有中国学者主体性的分析与阐释,不能不让人感叹中国的日益强盛及其国际地位的日益提升。距离葛公尚先生逝世已有13年,而这13年正是中国非洲民族学人类学研究蓬勃发展的好时期,那么多年轻学人踏上非洲这块热土,从事多种多样的学术研究,并将研究更多地影响非洲本土与国际社会,发出中国学者的声音,这是质的飞跃与转变。更为可喜的是,中国关注非洲的其他学科亦开始强调田野调查的重要性,比如上海外国语大学公共关系与国际事务学院自2018年以来连续举办三届“区域国别研究的田野调查案例”研讨会,专门邀请在海外从事长期田野调查的不同学科背景的学者来分享海外田野的经验与反思;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研究院的师生们更是将发展援助与田野调查有机结合,主要成果集中在坦桑尼亚的农业减贫发展上,围绕一个剑麻农场,已产出多篇不同视角的博士论文。②中国农业大学李小云团队多年来长期关注坦桑尼亚、埃塞俄比亚、莫桑比克、津巴布韦等国的中国援非农业示范中心,探讨中国的对外援助与减贫发展经验。在欣喜之时,我们也要认识到当下存在的问题与不足。首先,中国的非洲民族学人类学研究仍处在起步阶段,特别是对于在中国本土获得学位的民族学人类学学者来说,语言与跨文化沟通技能都是长期存在的主要障碍,能掌握非洲本土语言进行交流的学者少之又少;其次,受限于国内民族学人类学研究关注的主题,非洲人类学研究的选题稍显单一,主要仍集中在族群关系与国家建构以及华人华侨研究上,年轻一代学者需多多关注当下的现实,抓住非洲社会的多元性与复杂性,开拓更多姿多彩的研究领域;再者,中国非洲人类学学者仍需加强对中国发展道路与经验的认识与研究,才能在国际学术舞台上发出具有中国视角与主体性声音,并将自己的研究成果更多地回馈给非洲社会与人民。2019年9月7日,北京大学人类学本科开班仪式上,周大鸣教授指出:人类学是一门“强国之学”“强校之学”“强人之学”,中国要成为世界强国,就要了解世界各国的规则与文化,就需要有卓越的人文社科研究来帮助国家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加强与其他国家的合作;在这样的背景下,新一代的人类学者就不能再守在国内,关起门来做学问。王建民在反思当今人类学学科建设面临的主要局限后,强调人类学要主动融入“一带一路”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在北大人类学系郭金华、高丙中两位老师执笔起草的《关于中国人类学的基本陈述2.0(讨论稿)》中,尤其强调了区域国别研究在中国的兴起正在重塑以世界为对象的中国社会科学,人类学的社区研究和整体观念将在其中发挥关键作用,促使人类学成为新生的中国社会科学的独立学科。①周大鸣、王建民等学者在北京大学人类学本科开班仪式上的发言。https:///newsDetail_forward_.随着新一代海内外中国民族学人类学者的不断探索,国内非洲人类学研究机构的不断壮大,中国非洲民族学人类学的发展必将迎来新的繁荣与飞跃。葛公尚女儿深情缅怀父亲,忆起父亲生前说过的话:“现在我们在人类学社会学领域取得的有限的研究成果,不为大多数人了解和重视,也许等像爸爸这样专注科研的学者百年以后的若干年,才会有更多的人能够真正认识到我们今天在学术界做出贡献的价值。”[45](P45)自葛老2007年逝世已有13年,谨以此文深切缅怀葛公尚先生在中国非洲与世界民族研究领域所做的开拓、奠基贡献。致谢:本文在写作过程中受到袁丁、沈玉宁两位学者的启发,特此感谢! 此外,特别感谢葛公尚妻子李桂钧女士无私分享葛老的人生经历与珍贵照片,加深了作者对葛老学术人生的理解![参 考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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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世界民族》 网址: http://www.sjmzzz.cn/qikandaodu/2021/0128/32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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