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当今世界的民族、宗教问题及其对西藏政局(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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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90年代以后,达赖集团的民族分裂活动,进入到了一个有明确纲领的历史新阶段。1992年1月,达赖集团起草了《未来西藏的政治路线及其宪法的基本特征》
90年代以后,达赖集团的民族分裂活动,进入到了一个有明确纲领的历史新阶段。1992年1月,达赖集团起草了《未来西藏的政治路线及其宪法的基本特征》,宣称在未来的西藏要实行三权分立。他们的打算:(1)利用西藏人权做文章,提出西藏自决权问题。(2)力图把涉藏问题同巴勒斯坦、南非问题等同起来。(3)扩大同东欧、波罗的海三国民族主义势力的联系,与我国新疆、内蒙古的分裂分子合作,成立所谓东土耳其斯坦、大蒙古、大西藏的独联体。(4)歪曲诋毁我国的国际形象,以争取得到三、四个国家的首先承认。他们提出要以灵活的策略达到“西藏独立”的目的。一方面调整机构,组建政党;另一方面继续游说,通过游说,通过广泛出访来引起国际社会关注。几年来平均每年出访 20多个国家,范围从欧美扩大到非洲、中东等地,但至今也无法取得实质性结果,至今无一个国家承认,前景并不美妙。
当前,达赖集团自身的日子也并不好过,面临着种种难以克服的矛盾。虽然标榜是精神领袖,却在集团内部搞宗族统治,流亡政府的主要头目,差不多都是达赖的亲属成员,这些人有的腐化堕落,有的大肆贪污,中饱私囊,引起其他人强烈不满,内部矛盾重重。因此,它虽然表面上嚣张猖狂,骨子里却是虚弱的,我们有充分的信心去夺取反分裂斗争的最后胜利。
五十多年来,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为了让达赖集团放弃分裂祖国的活动,放弃“西藏独立“的立场,让流亡境外的受蒙蔽群众早已回到祖国怀抱,党和政府苦口婆心,做了大量工作,对国外藏胞长期实行了“来去自由”、“爱国一家”、“爱国不分先后”的政策,对达赖集团成员本身也既往不咎,做到了仁至义尽。但党和政府这种宽大的态度,并没有得到应有的回报,达赖集团反认为我党的宽容、宽松政策是软弱可欺,有机可乘,在国内外挑起了一系列争端,制造了一系列危害民族团结和祖国统一的事件,起到了西方反华势力本身起不到的作用。对此,我们决不能再容忍,再不能等闲视之,必须针锋相对地打击其嚣张气焰。
我们要清醒认识到,我们与达赖集团的斗争,不是信教不信教,自治不自治的问题,而是维护祖国统一和反对分裂的问题,是敌我性质的斗争。这场斗争是从帝国主义入侵西藏以来长期存在的分裂与反分裂斗争的继续。要坚决保卫民主改革的成果,保卫改革开放的成果。只要达赖集团不放弃分裂祖国的立场,我们与达赖集团的斗争,就不可调和,就必须坚决进行反对达赖集团的斗争,直至最后胜利。
我们对达赖集团的斗争方针是:坚持西藏是祖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旗帜鲜明,针锋相对;既要有长期斗争的准备,又要立足当前,抓紧工作;既要扎实地做好国内工作,又要有效地开展国际斗争,争取更多的朋友,分化和瓦解达赖集团。中央对达赖的政策是:只要他承认西藏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彻底放弃“西藏独立”的主张,停止从事分裂祖国的活动,就欢迎他早日结束流亡生活,回归祖国。但搞独立不行,搞变相独立也不行。在维护祖国统一这个根本问题上,设有任何讨价还价的余地。
今天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各民族人民走上了国家统一强盛的道路,中华民族受欺凌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今天,在强大的祖国面前,我们一定要明确工作职责,只要我们党是坚强有力的,我们就能够带领广大群众,团结各界爱国人士,取得反分裂斗争的胜利。作为一名新时代的建设者,必须牢固树立正确的祖国观、民族观、宗教观和文化观,自觉地抵制达赖的民族分裂活动,积极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就一定能使自己成为一名合格的社会主义公民。
在当今世界,和平与发展已经成为人类社会的两大主题,各国和各族人民曾为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过不懈地努力。但是,近几十年来,随着苏联解体和东欧演变以及两极冷战的结束,使世界民族主义浪潮再度兴起,并成为引发局部战争和地区冲突的重要因素,构成了对世界各国政局稳定和经济发展的严重威胁。因此,在当今世界,民族、宗教问题已经成为世人瞩目的最普遍、最突出的重要问题。特别是帝国主义的反动势力把民族、宗教问题作为他们推行“和平演变”战略和强权政治的重要工具,肆意挑拨民族关系,制造教派纠纷,干涉别国内政,使民族、宗教问题变得更加敏感、更加尖锐、更加复杂,已经成为世界不稳定的重要因素。在西藏,由于达赖民族分裂集团的存在,他们长期在西藏民族地区搞“西藏独立”活动,使西藏民族地区的民族、宗教问题呈现出复杂的局面,使西藏分裂与反分裂斗争更加尖锐、更加突出,更加成为西藏民族地区乃至全国政局不稳定的重要根源。一、民族、宗教问题是当今世界的热点问题当今的世界是一个民族关系错综复杂,民族问题普遍存在,民族因素具有广泛影响的世界。这是近半个世纪以来,人们通过大量事实而取得的共识。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随着民族解放运动浪潮对帝国主义殖民体系的冲击,一批又一批的新型民族主权国家相继建立,以及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广大第三世界国家的崛起,使人们深深感到:在国际政治舞台上,民族因素确实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民族主义运动确实是一支摧枯拉朽、破旧立新的革命力量。同时,近几十年来,由于民族矛盾和民族纠纷而引起的种族骚乱、地区冲突和局部战争层出不穷,此起彼伏、连绵不断,造成了许多国家和地区政局不稳、经济衰退、民生凋敝、举步维艰,长期为民族、宗教问题所困扰。这又使人们深深感到,民族因素的确是一种难以处理而需要认真对待的因素,狭隘的民族利己主义无疑是一种滋事生非、危害极大的破坏力量,成为全世界关注的热点。自1989年以后,伴随着东欧巨变、苏联解体和南斯拉夫分裂而来的,并不是西方大国所许诺的和某些天真而轻信的人们所期待的“民主”和“自由”、“人权”和“繁荣”,而是近四五十年以来一直处于相对平静和稳定状态的欧洲,竟触发了一系列的民族冲突和领土纠纷,互相仇杀、热点丛生,乃至爆发大规模的民族战争,并由一国内部之争演变为国与国之争,从而招致大国的插手和干涉,严重威胁到整个欧洲以及世界局势的平稳与安定,更加引起了全世界人们普遍的关注和深思。从世界民族分布格局,以及民族与国家的关系来看,无论是在欧洲,还是在亚洲;无论是在旧大陆,还是在新大陆;也无论在发达的西方国家,还是第三世界的发展中国家,各个国家的民族构成都不是同质而单一的,或多或少都包含一定数量的异族成份,这就决定了在所有国家都有一个如何对待这些处于少数民族地位的异族居民问题。这既反映在官方政策上,同时也体现在民间的观念和态度上。所谓民族问题,无非就是不同民族之间的关系问题。任何一个民族都不可能孤立存在,为了生存和发展,都不可避免地与其他民族进行交往,发生联系。在这一过程中,既有互通有无、互相帮助、友好亲善的一面;同时也难免因语言不通、风俗观念和价值观念不同而产生的种种误会、隔阂和摩擦。特别是在实行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一切剥削阶级除了剥削压迫本民族的劳动人民以外,总是想千方百计地扩大剥削和压迫的范围,不仅将矛头指向国内的其他民族,而且还要把尽可能多的国外民族变为供他们压榨和奴役的对象。再加上各民族统治阶级为争夺自然资源、国家政权和经济利益而引起的矛盾和争斗,更使民族问题的性质和内容呈现出一派纷繁复杂的景象。在当今世界上,不存在问题的国家是很少的,只是问题有重有轻,矛盾或大或小,其表现是否突出和尖锐,政府对民族问题的处理是否公正得当。除此以外,民族问题还广泛存在于国际社会,二战后在世界各地先后爆发的 40多个热点中,因民族问题而引起的地区冲突和局部战争就占 70%以上。自20世纪以来,总的来看,可以说先后经历了三次重大的世界格局变换,其中有两次是通过世界大战实现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确立了凡尔赛格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形成了雅尔塔格局;而最近一次则是通过“冷战”与“和平演变”来实现的。目前尚处在新旧格局的转换过程之中,正在从美、苏对歭的两极格局崩溃而向多极格局发展。无论是通过冷战还是热战,是通过武力较量还是“和平演变”,伴随着这三次格局而起的,还有三次民族独立浪潮:即每次世界格局发生变化之后,都有一次新兴的民族国家诞生。第一次世界大战,本来是帝国主义国家两大集团之间为争夺殖民地和重新瓜分世界而进行的大规模战争。可是,结果事与愿违,战争的结局反而使他们的势力遭到削弱,促使工农革命的民族解放运动兴起高潮,俄国爆发十月革命,在全世界第一个建立起了社会主义国家,开辟了人类社会历史的新纪元。与此同时,在沙皇俄国、奥匈帝国和奥斯曼帝国这三个帝国的废墟上,还建立起来一系列独立的民族国家,如芬兰、立陶宛、拉脱维亚、爱沙尼亚、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奥地利、南斯拉夫、土耳其、伊拉克、沙特阿拉伯、也门和埃及等20多个国家。这次民族独立浪潮可以看作是西欧民族运动向东方的扩展和延伸,其性质同样是反对封建王朝的统治,只是在时间上比西欧推迟了几个世纪。第二次世界大战,起初也是帝国主义战争,只是随着苏联的参战和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其性质才发生了重大转变,成为正义的反法西斯战争。大战的结局:一方面是帝国主义势力大大削弱(德、意、日战败投降,英、法两国趋于衰落,只有美国成为资本主义的超级大国);另一方面则是人民民主势力日益壮大,在欧亚大陆又涌现出一批社会主义国家(一共涌现出15个社会主义国家)。正是战后国际形势和世界格局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下,民族解放运动掀起了空前的高涨,先后在亚、非、拉和大洋洲建立了100来个新兴的民族国家(其中亚洲25个、非洲49个、拉丁美洲13个、大洋洲12个)。这次民族解放运动的浪潮,不仅冲垮了某几个西方列强的殖民帝国,而且也摧垮了整个帝国主义的殖民体系。并且,由这些新兴国家组成的第三世界国家,在国家政治舞台上已经成为一支不可忽视的反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巨大力量,完全改变了20世纪初世界民族在全球范围内被分为压迫民族和被压迫民族两大阵营的民族关系格局,这在世界历史上具有广泛而深远的意义和影响。但是,在80年代末,随着美、苏冷战结束而兴起的第三次民族主义浪潮,与前两次不同,具有明显的三大特点:其一是兴起于冷战结束之后,而不是经过世界大战;其二是发生在社会主义国家,其矛头即不是针对封建王朝的反动统治,也不是针对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而是针对社会主义国家;其三是出现于以加盟共和国为基础的联邦制国家的解体和分裂;捷克斯洛伐克一分为二,南斯拉夫一分为五,苏联一分为十五,并在原南斯拉夫和苏联境内引发了一系列民族冲突和领土纠纷,乃至演变成为民族仇杀的新型战争,从而使一向平静的欧洲竟成为世界动荡的中心。而且,这一浪潮的冲击波,不仅仍在中欧继续滚动,尚无静止下来的迹象,而且还有向西欧扩展和蔓延的趋向,可能会波及到自60年代以来便已受到民族分裂主义困扰的那些国家,如英国、法国、西班牙和比利时等国。进入到20世纪90年代之后,世界已处于新旧格局交替的动荡时期。从国际政治力量对比来说,旧的平衡已经被打破,新的平衡尚未建立,这既给世界各国提出了严峻挑战,又提供了大好的发展机遇。当前,许多国家和各种势力正在充分利用这一转换时机,重新分化组合,积极参与国际活动,以图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的作用,获取更多的利益,并力争在国际舞台上占据更加有利的优势地位。因此,在今后一个可见的时期内,国际形势亦更加动荡、混乱和多变。不过,总的来说在种种错综复杂的众多矛盾当中,仍有三种矛盾是主要的和基本的,这就是:一是表现为相互激烈竞争的各个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之间的“西西矛盾”;二是表现为不平等政治经济关系的发达国家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南北矛盾”;三是表现为“和平演变”与反“和平演变”的资本主义同社会主义之间的“东西矛盾”。而且,在这些所有三大矛盾和其他矛盾之中,都有某种特定的民族因素贯穿于其间以及矛盾过程的始终。当前,世界民族问题是多种多样的。归纳起来,大体可以分为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全球性的民族关系问题,如西方大国推行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侵害其他民族的利益,以及由此而引起的反抗斗争;第二个层次是跨国性的民族关系问题,如泛日耳曼主义、泛斯拉夫主义、泛突厥主义、泛阿拉伯主义、泛伊斯兰主义、泛非主义、泛美主义等等,以及某些国家之间的跨界民族问题;第三个层次则是一个国家范围之间的民族关系问题,如主体民族和少数民族之间、土著居民和外来移民之间、大民族和小民族之间,以及各个不同民族之间的关系问题。而且,根据大量的历史事实来看,这三个层次的民族问题并不是完全孤立存在的,有时还会相互渗透、彼此交错和纠缠在一起,从而呈现出一派错综复杂的民族关系。另外,与民族问题交织在一起的孪生兄弟,就是宗教问题。为了表述清楚或讲述方便,人们在谈到民族、宗教问题时,大多是分开来讲的。事实上,民族、宗教问题在诸多情况下是纠缠在一起,难以理论或分解清楚的。在当今世界,每个民族就整体来看,都是信教的,完全不信教的民族是不存在的。但是,不同民族在信教人数和狂热程度上是有很大的差别。从本质上讲,宗教是排他性的,如此就产生了民族关系中的宗教问题。这个问题在一个国家处理的如何,主要取决于该国家当权者执行的宗教政策。一个国家,宗教信仰政策符合实际,问题会少得多,否则矛盾、差别很可能酿成冲突,甚至热战。亚洲是宗教的故乡,世界性的三大宗教 (基督教、佛教、伊斯兰教 )都诞生于此,此外还产生了一些影响较大的地方性宗教,如印度教、犹太教、琐罗亚斯德教、摩尼教、锡克教等。亚洲各民族普遍信仰宗教,宗教对人们生活的各个方面,人类文明的各个领域都有重大影响。在西亚和南亚的大多数国家都不承认“民族”,而承认“宗教”的存在。他们认为,人群的不同之处在宗教上,而不在所谓的民族问题上。但是,宗教冲突不等于民族冲突,因为世界上以宗教界限来划分民族的国家极少,但宗教冲突的激烈程度和不可调和性,往往并不亚于民族冲突。可是这并不等于说有不同宗教的国家就必然发生宗教冲突,这往往要取决于各个国家历史、社会、经济、政治等各种原因。东南亚的新加坡就是不同宗教和睦相处的最好例子。在世界范围内的民族、宗教矛盾和冲突原因众多,或是历史积怨,或是信仰、教派差别,或是很少交往、缺乏共同的思想感情,或是本国处理民族、宗教的政策、措施不得当等等,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就是与帝国主义势力的挑拨离间,为我所用的险恶用心密切相关。西方资本主义大国为了颠覆社会主义制度,竟然不加思索地乞求于民族主义幽灵,起劲地煽动宗教狂热。苏联解体、东欧巨变,波黑地区冲突,中东问题热点,非洲地区的动荡等等,哪里有不安,哪里就有帝国主义的影子,哪里有冲突,哪里就有帝国主义的黑手。在苏、东巨变中,西方的大国政府暗中支持罗马天主教教皇保罗二世,频繁接触苏、东宗教领袖人物,煽动宗教狂热,助长反社会主义情绪,扮演了极不光彩的社会角色。二、世界民族主义新浪潮出现的基本原因世界民族主义新浪潮出现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就其主要原因有以下几点:第一,世界格局转轨时期,原来被掩盖或相对弱化的民族矛盾迅速强化起来,成为世界各种矛盾的一个热点。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世界形成了以苏、美两国对抗为特征的国际格局。这种格局在意识形态上表现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意识形态和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对立;在政治上表现为社会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的对立;在军事上表现为华沙条约集团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之间的对立,东西方处于“冷战”之中。这样的一种格局使社会主义国家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内的民族矛盾都处于一种很次要的地位,甚至被掩盖起来,广大第三世界的民族问题的状况也不能不受这种格局的限制。因此,“冷战”时代的民族问题以及民族主义的表现,在全世界来说主要表现为亚、非、拉的民族解放运动。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后,使社会主义遭受严重挫折,苏、东社会主义国家长期掩盖的民族矛盾一下子爆发出来,在其他国家,特别是第三世界国家,随着“冷战”的结束,纷纷调整,以期在大动荡的国际环境中找到自己的位置,把维护本民族的利益摆放在至高无上的地位。在西方发达国家,由于消除了来自前苏联的威胁,其内部原有的矛盾,其中也包括民族矛盾在逐步上升,从而出现了民族主义增强的态势。第二,是西方资本主义殖民侵略过程中埋下的祸根。如斯里兰卡从1976年到现在三十几年的国内战争,就是英国殖民政策实行分而治之造成的。斯里兰卡是多民族国家,在英国殖民统治时期,因殖民统治者采取了分而治之的政策,让泰米尔族制约僧加罗族。1948年斯里兰卡独立后,僧加罗族主持政府,泰米尔族不满。1976年泰米尔政党要求在北部地区独立,并组建“泰米尔伊拉姆猛虎神解放组织”,同政府军作战20多年,夺走了5.4万人的生命,几十万人沦为难民流落他乡,政府为此花去了国民收入的40%用于平息内乱,现在虽然已经平息,但还没有完全解决。另外,还有印、巴问题、伊拉克和科威特问题等。都是西方殖民统治留下的祸根。第三,民族主义的主要根源无不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维护新的殖民政策,以大搞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的效益紧密相连。如波黑战争,西方资本主义为了推行新的殖民掠夺和强权政治,不断在世界各地策划、煽动和利用民族、宗教冲突,借此搞“代理战争”,或培植利用教唆别国的民族分裂势力搞内乱,或以“人权”“民主”等莫须有的理由,策划对一些国家,特别是对第三世界国家,进行政治孤立、经济封锁和军事打击,进行渗透、颠覆活动,并挑起冲突和动乱。一些国家的民族分裂主义势力与之遥相呼应,打着民族、宗教旗号,策动制造了无数起战乱、仇杀的悲剧,而他们从中渔利。另外,为了搞垮社会主义,也是利用民族、宗教问题搞“和平演变”战略。第四,在世界范围内,由于现代化建设进程的加快,导致不同民族发展的不平衡,特别是国际经济一体化趋势的迅速发展,使一些经济社会发展仍较落后的弱小民族面临着严重的生存危机。因此,民族主义情绪强烈,甚至不惜采取一些极端手段来捍卫自己的生存权。此外,经济一体化进程也威胁到一些民族的文化传统和特色,因此也就激发了一部分民族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三、世界民族主义浪潮的具体表现及其对全球的影响第一,民族分离主义势力猖獗,并在一些国家分裂、解体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南斯拉夫分裂成5个国家,前苏联解体为15个国家,捷克斯洛伐克分裂成2个国家,都是由于民族分离主义势力参与的结果。这些国家素来都是实行联邦制的多民族国家,在激烈的政治动荡中,民族分裂主义势力趁机掀起民族独立浪潮。现在,在独联体内的一些国家,如俄罗斯、格鲁吉亚、摩尔多瓦、吉尔吉斯坦;在西班牙、土耳其、马里、安哥拉、巴基斯坦、菲律宾、印度尼西亚等国,民族分裂主义势力都很活跃,都是这些国家不安定的重要因素。第二,跨国的“泛”字号的民族主义东山再起。目前比较活跃的主要是泛突厥主义、泛伊朗主义、泛斯拉夫主义等。其中最突出的是泛突厥主义,它在土耳其等国家的支持下,正在成为企图影响世界格局的新的政治势力。泛突厥主义也称大土耳其主义,是土耳其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的一种沙文主义思潮,是上个世纪初由土耳其青年党提出的,它反映了土耳其统治阶级力图向外扩张的思想,主张建立人博斯普鲁斯海峡向东直到阿尔泰山地区全部突厥语系各民族在内的大帝国。苏联解体后,中亚地区开始成为世界各种政治势力争夺的范围,泛突厥主义趁机重新泛滥,也直接影响到我国新疆地区的安全,东突组织就是他们下属的一个制造民族分裂的恐怖机构。第三,形成了新的民族热点地区。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世界上的民族热点地区始终存在,但总的来说集中在亚、非、拉第三世界。欧洲、北美由于相对稳定,人们对其存在的民族问题注意比较少。以东欧巨变、苏联解体为标志,欧洲的民族问题一下子暴露出来了,形成了新的热点地区,主要是巴尔干半岛和高加索一带。如果再和中东、中亚地区的民族热点地区联在一起,则形成了一个半月形的民族冲突集中带。其面积达1250平方公里,超过整个欧洲,涉及人口近4亿,其中3亿为穆斯林。民族主义新浪潮也蔓延到西欧,由于欧洲共同体超国家倾向的出现,西欧各国的民族主义和地方主义也在抬头,在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还出现了民族自治的要求。如在英国,设有次国家级区域管理机构的苏格兰还发出重获独立的呼声。在西欧各国一方面一体化的程度越来越强,另一方面各国也进一步把本国利益摆在首要位置,从而引起矛盾和冲突。此外,美国的黑人问题、英国的爱尔兰问题、印度的宗族冲突问题和教派冲突,都相继成为当今世界的民族热点问题。民族主义本质上是剥削阶级思想在民族关系上的反映,是一种利己主义。民族主义在不同时期的不同历史条件下,表现为不同的形式,起到不同的作用,必须加以具体分析,给予科学的评价。对于被压迫民族在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霸权主义的斗争中,要求民族独立和解放,对于已经独立的国家为维护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发展经济文化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民族主义,应视为一种进步现象予以支持;对于民族沙文主义,例如泛突厥主义,由于它主张征服和奴役其他民族,扩大自己的民族利益和民族国家的领土,因而是一种反动的思潮,必须坚决反对;对于多民族国家特别是多民族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存在民族分裂主义,必须保持高度警惕,对民族分裂主义分子必须坚决打击。前苏联和东欧的教训已经表明,纵容民族分裂主义,最终会导致国家分裂和解体,给各族人民造成大灾难,使民族的发展出现大倒退。另外在一些地区,民族主义导致的民族的暴力纠纷,甚至战乱,造成大量的人员伤亡和严重的经济损失,不但不能解决民族问题,反而会加剧民族矛盾和冲突。苏联在解决民族问题上的失败,给我们以深刻的历史启示:在社会主义社会这个长期的历史阶段中,民族问题也将长期存在,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有可能表现的相当尖锐,特别要注意在民族问题上的阶级斗争;必须充分认识国内外反革命势力存在的极其危险性,要认识敌我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我们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毫不动摇;必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毫不动摇;高度重视民族工作,正确处理民族关系,保持国家的统一和民族的团结,保证民族的共同繁荣与发展。四、中国西藏地区的民族、宗教问题及其特点世界民族主义新浪潮目前仍在发展,不可避免地对我国产生重大影响。在泛突厥主义影响下,打着“东突厥斯坦”的旗帜鼓吹独立,妄图把新疆从祖国分裂出去,是新疆民族分裂主义分子的基本特征;达赖分裂集团也加紧了“西藏独立”的活动,“台湾独立”势力的活动也必须引起我们高度警惕,为此必须采取相应的措施和政策,坚决打击各种民族分裂活动,坚决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西藏民族地区的民族、宗教问题,是中国社会内部问题的一部分,是中国民族、宗教问题在西藏地区的具体表现,是西藏地区社会总问题的重要方面。西藏是一个极具特殊性的民族地区,其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西藏民族地区地理环境的特殊性。西藏位于青藏高原的主体,青藏高原历经沧海桑田的巨变,从浩瀚海洋中隆升为“世界屋脊”,俗称世界“第三极”,平均海拔在4000米以上。这样的地理环境,一方面对周边环境产生重大影响,它不仅是中国和亚洲的“江河源”和“生态源”,也是全球气候的“调节器”和“启动器”,备受世界地质学和气象学等专家的高度重视,成为世界关注的焦点;另一方面,这样的地理环境,不仅使西藏民族地区长期处于日照时间长、太阳辐射强、气温偏低、高原缺氧,而且山高沟深,交通阻塞,形成与世隔绝的封闭状态。这种自然地理环境的特殊性,不仅使青藏高原基本上没有民族的迁移和流动,形成为单一民族居住区,而且受自然环境和社会制度的影响,社会生产力状况也十分落后。二是西藏民族地区民族构成的特殊性。由于青藏高原地理环境的特殊性,使青藏高原在有人类活动以后,随着吐蕃政权建立而形成了藏民族,在以后的社会历史发展中,基本上没有其他民族向西藏地区的迁移,这样在西藏民族地区就形成了单一民族——藏民族的居住区。在西藏民族地区的民族构成的特殊性上,也就主要表现在藏民族占全区总人口的93%以上,正与全国民族构成的比例相反(全国是汉族占总人口的92%以上,少数民族人口占8%左右,而在西藏却正好倒过来,少数民族——藏族却占全区总人口的93%以上,而其他民族却占7%左右)。这说明西藏民族地区,基本上是少数民族最聚集的民族地区。这种情况使藏民族在自身发展的过程中,不仅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高原民族文化特点,而且也具有浓厚的民族心理氛围。三是西藏民族地区宗教信仰的特殊性。西藏民族地区自吐蕃时期印度佛教和汉地佛教传入以后,经过长期与西藏本土宗教——苯教相融合,形成了独具西藏民族特色的藏传佛教。藏传佛教在西藏民族地区形成发展的过程中,由于中央王朝的大力扶持和推行,在西藏民族地区建立了“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度。在“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政权的大力提倡下,使藏传佛教已经融入到藏民族生活的各个角落和血液之中,成为藏民族社会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在西藏民族地区宗教信仰的特殊性,是我们正确认识藏民族的重要条件之一。正如毛泽东主席在西藏和平解放初期,指示进军西藏的部队和工作人员,“你们在西藏考虑任何问题,首先要想到民族和宗教问题两件事”。自从西藏和平解放至今,中国共产党和中央人民政府对西藏民族地区的民族、宗教问题,都采取了特殊政策,取得了巨大成功。但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反华势力,出于“分化”、“西化”中国的战略图谋,把西藏作为“和平演变”社会主义中国战略的一个突破口,利用流亡国外的达赖分裂主义集团,肆意挑拨民族关系,煽动地方民族情绪,制造民族对抗,诋毁党的宗教政策,煽动宗教狂热,利用佛教在西藏的特殊地位,搞分裂祖国的活动,其用心是险恶的。大约在一个世纪以前,帝国主义就开始关心西藏了。1888年和1904年,英帝国主义发动了两次侵略西藏的战争,企图通过武力侵占中国的西藏,由于藏汉人民坚决顽强的抵抗,使其阴谋未能得逞。1951年西藏获得和平解放,帝国主义侵略势力被驱逐出西藏。但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产阶级出于对社会主义新中国的仇恨,千方百计扼杀新生的人民共和国,于是捡起老帝国主义者的衣钵,插手涉藏问题。早在1959年前,美国中央情报局就着手训练西藏的民族分裂主义分子,策动和组织叛乱活动。1959年西藏少数反动农奴主发动叛乱后,美国中央情报局在明知西藏叛乱绝不会成功的同时,出钱出枪出装备,支持叛乱分子祸乱西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到80年代初以前,由于世界大格局和国内政局相对稳定等原因,帝国主义很难插足西藏,对其后果也不抱多大希望,故这一段时间,所谓“涉藏问题”是比较冷淡的。进入80年代以后,随着帝国主义“和平演变”战略在东欧、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连连得手后,把“演变”的矛头移向中国。于是涉藏问题、涉台问题、中国的人权问题等等,就成为帝国主义“分化”“西化”中国的突破口。在这样的大背景下,西方国家掀起了一阵反华喧嚣,把达赖推到反华的前台,并被西方反华势力从头到脚地装扮起来,达赖头上的种种桂冠,是西方反华势力加封的。为了欺骗舆论,获取同情和支持,西方反华势力将作为旧西藏封建农奴主的总代表达赖,打扮成“民主自由”的卫士;将过去代表残暴、野蛮统治,现在不断向我国境内进行挑拨民族关系、煽动民族仇恨宣传的达赖,打扮成“和平主义者”;将披着宗教外衣,从事分裂祖国活动的流亡政客达赖,打扮成“仁慈的宗教领袖”。不仅如此,一些外国势力帮助达赖设立或提供用作煽动宣传的电台,为达赖搞“涉藏问题国际化”和鼓吹“藏独”提供讲台、场所。就连达赖近来大造声势的“和平挺进西藏”、“全民公决”和“西藏高度自治”的主意,也都是外国人帮助策划的,没有西方反华势力的支持,达赖及其追随者分裂祖国的活动就一天也支撑不下去。种种事实表明,达赖集团已经成为西方敌对势力向我较量的一张牌,达赖集团的分裂活动,与西方敌对势力反华需要息息相关。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开始对社会主义国家实行“和平演变”的总战略,加强了对我国的进攻姿态。1989年“六四政治风波”之后,西方对我国实行高压政策,涉藏问题成了施压的重要方面,达赖集团的用场大增。西方反华势力一方面重新给予达赖集团以大量资助;一方面把诺贝尔“和平奖”赏给达赖。在西方的重新大力支持下,达赖集团一改几年来的求好态度,在国内加紧渗透,制造了多起骚乱,在国外推行涉藏问题国际化。1987年在美国国会提出所谓“五点和平计划”,1988年在法国斯特拉斯堡欧洲议会上抛出了“七点新建议”,并得意忘形地扬言,少则五年,多则十年,就可实现“西藏独立”,一再宣称××年是西藏独立的关键一年。在1994年和2001年,中央连续召开两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制定了“一个中心、两件大事、三个确保”的工作方针,确定了“中央关心、全国支援”的历史格局,在一个转折点、两个里程碑的发展进程中,形成了跨越式发展态势,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中国的国际地位迅速提高,综合国力明显增强,这就使达赖民族分裂日益感到穷途末路。所以,他们借中国举办奥运会之机,狗急跳墙、孤注一掷,于2008年3月14日,不惜采取打、砸、抢、烧、杀等残忍的手段,制造社会动乱,挑起民族矛盾,为实现“西藏独立”作最后的垂死挣扎。由此清楚地看出,西方反华势力对达赖集团的支持,完全取决于他们“西化”、“分化”中国的需要;西方反华势力支持的强与弱,完全决定着达赖集团分裂活动的强与弱,这就是达赖集团的分裂活动有时疯狂、有时收敛的原因所在。以达赖为首的民族分裂势力,已经成为图谋“西藏独立”的政治集团,成为国际敌对势力反华的忠实工具。五、达赖集团分裂活动的新动向和我们的新方针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后,中国成了世界上仅存的社会主义大国,中国连续30多年的政治稳定、经济高速发展,展示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强大生命力。在相当程度上,中国代表着世界社会主义的希望。西方反共势力对此是如骨鲠喉,必欲去之而后快。在他们看来,西藏在我国有三个方面的薄弱环节:第一,由于历史、社会、地理等方面原因,西藏经济基础薄弱,发展落后于全国,是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薄弱环节;第二,由于西藏地广人稀、交通不便、远离内地,是中国国家安全方面的薄弱环节;第三,由于民族、宗教方面的特殊性,又是我国国家统一、民族团结方面的薄弱环节。达赖这个具有双重身份的人物及其政治集团,可使其分裂活动带上一定的欺骗性和影响力,正好可资利用。由于我国政治稳定,经济发展,综合国力急剧增强,西方受整个对华战略的制约,在利用达赖集团上并不能随心所欲,尚不敢做绝。比如没有一个国家公开承认西藏独立,承认流亡政府;美国最近也不得不加强与中国的联系和沟通,这些都反映出西方力所不及的矛盾,也反映出西方对达赖的支持和利用是受限制的。但不管怎样,所谓“涉藏问题”在今后相当一段时期都将是西方和我较量的热点问题。90年代以后,达赖集团的民族分裂活动,进入到了一个有明确纲领的历史新阶段。1992年1月,达赖集团起草了《未来西藏的政治路线及其宪法的基本特征》,宣称在未来的西藏要实行三权分立。他们的打算:(1)利用西藏人权做文章,提出西藏自决权问题。(2)力图把涉藏问题同巴勒斯坦、南非问题等同起来。(3)扩大同东欧、波罗的海三国民族主义势力的联系,与我国新疆、内蒙古的分裂分子合作,成立所谓东土耳其斯坦、大蒙古、大西藏的独联体。(4)歪曲诋毁我国的国际形象,以争取得到三、四个国家的首先承认。他们提出要以灵活的策略达到“西藏独立”的目的。一方面调整机构,组建政党;另一方面继续游说,通过游说,通过广泛出访来引起国际社会关注。几年来平均每年出访 20多个国家,范围从欧美扩大到非洲、中东等地,但至今也无法取得实质性结果,至今无一个国家承认,前景并不美妙。当前,达赖集团自身的日子也并不好过,面临着种种难以克服的矛盾。虽然标榜是精神领袖,却在集团内部搞宗族统治,流亡政府的主要头目,差不多都是达赖的亲属成员,这些人有的腐化堕落,有的大肆贪污,中饱私囊,引起其他人强烈不满,内部矛盾重重。因此,它虽然表面上嚣张猖狂,骨子里却是虚弱的,我们有充分的信心去夺取反分裂斗争的最后胜利。五十多年来,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为了让达赖集团放弃分裂祖国的活动,放弃“西藏独立“的立场,让流亡境外的受蒙蔽群众早已回到祖国怀抱,党和政府苦口婆心,做了大量工作,对国外藏胞长期实行了“来去自由”、“爱国一家”、“爱国不分先后”的政策,对达赖集团成员本身也既往不咎,做到了仁至义尽。但党和政府这种宽大的态度,并没有得到应有的回报,达赖集团反认为我党的宽容、宽松政策是软弱可欺,有机可乘,在国内外挑起了一系列争端,制造了一系列危害民族团结和祖国统一的事件,起到了西方反华势力本身起不到的作用。对此,我们决不能再容忍,再不能等闲视之,必须针锋相对地打击其嚣张气焰。我们要清醒认识到,我们与达赖集团的斗争,不是信教不信教,自治不自治的问题,而是维护祖国统一和反对分裂的问题,是敌我性质的斗争。这场斗争是从帝国主义入侵西藏以来长期存在的分裂与反分裂斗争的继续。要坚决保卫民主改革的成果,保卫改革开放的成果。只要达赖集团不放弃分裂祖国的立场,我们与达赖集团的斗争,就不可调和,就必须坚决进行反对达赖集团的斗争,直至最后胜利。我们对达赖集团的斗争方针是:坚持西藏是祖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旗帜鲜明,针锋相对;既要有长期斗争的准备,又要立足当前,抓紧工作;既要扎实地做好国内工作,又要有效地开展国际斗争,争取更多的朋友,分化和瓦解达赖集团。中央对达赖的政策是:只要他承认西藏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彻底放弃“西藏独立”的主张,停止从事分裂祖国的活动,就欢迎他早日结束流亡生活,回归祖国。但搞独立不行,搞变相独立也不行。在维护祖国统一这个根本问题上,设有任何讨价还价的余地。今天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各民族人民走上了国家统一强盛的道路,中华民族受欺凌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今天,在强大的祖国面前,我们一定要明确工作职责,只要我们党是坚强有力的,我们就能够带领广大群众,团结各界爱国人士,取得反分裂斗争的胜利。作为一名新时代的建设者,必须牢固树立正确的祖国观、民族观、宗教观和文化观,自觉地抵制达赖的民族分裂活动,积极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就一定能使自己成为一名合格的社会主义公民。参考文献[1]陈理,彭武麟.中国近代边疆民族问题研究[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8.[2]张植荣.中国边疆与民族问题:当代中国的挑战及其历史由来[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3]吴仕民.民族问题概论(第3版)[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7.[4]郝时远.解读民族问题的理论思考(上、下)[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5]吴仕民.直面民族问题[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8.[6]徐晓萍,金鑫.中国民族问题报告[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7]王作安.中国的宗教问题和宗教政策[M].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2.[8]陈金龙.中国共产党与中国的宗教问题:关于党的宗教政策的历史考察[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6.[9]国家宗教事务局宗教研究中心、国家宗教事务局宗教研究中心.当代世界宗教问题[M].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7.[10]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民族与宗教研究中心.世界宗教问题大聚焦(专家纵论)[M].北京:时事出版社,2003.[11]F.佩蒂多(),P.哈兹波罗(Hatzopoul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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