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公尚1990年回国后直至退休又被返聘的16年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主要围绕以下三点展开：一是东部非洲的民族一体化与冲突问题,比如坦桑尼亚的民族一体化,[13]卢旺达、布隆迪、[14]索马里[15]等非洲国家的部族冲突,[16]东非游牧民族[17]等；二是关于非洲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18]三是更宏大跨界民族[19]与世界民族发展研究。[20]值得一提的是,葛公尚在后期关注到非洲华人研究的重要性。[21]葛公尚在生命的最后一年里还编著出版了两本世界民族研究概况文集：《当代国际政治与跨界民族》[22]《二十世纪世界民族问题报告》[23],可谓鸿篇巨制,涵盖世界六种类型的民族问题研究论著。这些著作是世界民族学科建立的基石与踏板,已成为很多硕士、博士论文答辩的重要参考书,引领着后辈学人向更深远的领域和方向探索。

2000年前后,向来以国际关系与历史见长的中国非洲研究界开始提倡人类学的视角与方法。曾在20世纪90年代初在尼日利亚留学的刘鸿武教授在1998年发表了题为《发展研究与文化人类学：会通及综合——关于黑非洲发展问题研究的一种新探索》一文,除了提出近年来国际学界对发展研究与文化人类学的重视,拓展了非洲研究的广阔空间,还从非洲大陆发展的独特性、复杂性出发,用“审慎而适当的态度”看待西方的现代化发展理论。[24](P52)与此同时,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的潘华琼在1998年赴比利时鲁汶大学攻读硕士、博士学位,师从人类学家辛格雷顿(MICHAEL SINGLETON),她在2000年发表了国内首篇完整介绍非洲人类学的论文,[25]在其之后的研究中多带有人类学的理论与视角,[26]她关注法语非洲研究的动态,[27]此后把研究视角转向了非洲影像[28]与文化遗产[29]等方面。

此外,2010年以来,中国海外民族志起步发展期,非洲民族学人类学迎来了实地调研与微观透视的黄金时代。这一时期的现状笔者准备单独论述。

综上,通过对葛公尚个人学术与人生经历的回顾与反思,我们可以看到,葛公尚始终把个人学术研究与国家发展需要紧密结合,国家需要他做什么,他就倾尽所能地去做,这是那一代中国学者的家国情怀与使命担当。

三、2010年以来中国非洲民族学人类学发展现状

真正基于长期实地调研的中国非洲人类学研究始于2010年以后。2013年随着中国世界民族学会重点项目多卷本《世界民族》丛书第六卷《非洲》的付梓出版,[30]完成了葛公尚的遗愿,作为该卷的主编之一,他已于2007年与世长辞。他在三万多字的卷首文《非洲民族综述》中系统归纳了古代非洲各民族的历史,并对当代非洲国家的民族结构进行了划分,得到国内学界的高度认同。然而纵观国内的非洲民族研究,仍停留在文献梳理与概括上,多是千篇一律的概况介绍,已无法满足“一带一路”倡议与中非战略合作背景下,国人对非洲的认知需求。在2010年左右,中国非洲民族学研究迎来了一个重要的突破与转型,即有一批学者跨出国门,真正进入非洲开始进行实地调查。这种突破既有时代的必然性,也有着个人的偶然性,时代的必然性是中国国家发展的需要、“一带一路”倡议与中非合作的需要,个人的偶然性则与个体的因缘际会、选择与价值取向相关。与此同时,这一时期海外新生力量的崛起及其与国内的紧密联系,逐渐形成了一股有影响的非洲人类学研究力量并发表了一系列具有人类学视角的研究成果。这一时期,有关非洲人类学的译著亦有增加。

(一)国内青年学者的探索与实践

在国内海外民族志研究浪潮的激励与推动下,特别是2011年底中央民族大学成立“世界民族学人类学研究中心”,直接推动了国内人类学开展海外民族志研究的进程。2012年5月,中国世界民族学会年会在中央民族大学举行,期间举行了中央民族大学世界民族学人类学研究中心的揭牌仪式；同年6月,该中心举办了首届“中国人类学海外民族志工作坊”,以此来发掘、培养并资助青年学人走向海外。该工作坊一共举办了三届,①笔者有幸受邀参加了2013年(第二届)海外民族志工作坊,为即将赴海外做研究的青年学子们讲述非洲田野经验。每届都有学生或青年学者提交前往非洲开展田野调查的计划,②2012年,袁丁提交了去刚果金的计划；2013年,雷雯提交了前往坦桑尼亚的调查计划,阿迪娜提交了前往塞内加尔德研究计划,熊星翰提交了前往马达加斯加的调研计划,孔繁潇提交了前往摩洛哥的研究计划；2014年,石腾飞提交了去南非的研究计划,王晨娜提交了前往毛里求斯的调研方案,魏媛媛提交了对斯瓦希里人身份认同的研究计划,刘兴驰提交了在埃塞俄比亚的研究方案。这些人中除了少数人后来改变了研究方向,其他人如今都已成为非洲人类学研究中的后起之秀与中坚力量。与此同时,为了配合国家“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中央民族大学世界民族学人类学研究中心申请到国家留学基金委的“发展中国家研究创新型人才联合培养项目”,自2015年开始每年资助多名该中心的硕士、博士生赴发展中国家开展为期一年的访学调研,其中有多名学生赴南非开普敦大学、坦桑尼亚达累斯萨拉姆大学、埃塞俄比亚的斯亚贝巴大学访学,完成他们的学位论文。尽管三年后这一项目搁浅,且由于访学归来的学生大多没有坚持从事更高层次的研究工作,使他们访学所取得的研究成果可视化程度不高,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

文章来源：《世界民族》 网址: http://www.sjmzzz.cn/qikandaodu/2021/0225/36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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