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纯艳：宋代中国古代海上贸易空前繁荣，这是相对开放的海洋贸易政策、经济重心南移、商品经济发展、造船技术和航海技术进步等多重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

再次，官方使命传达。宋朝与诸国官方常常利用商人传达使命。宋神宗即位后想重新开启中断了40余年的宋、丽官方交往，就是通过福建商人黄真等向高丽传达意图而促成的。宋朝与诸国通好有利于商业贸易，商人乐于积极在两国官方传达信息，甚至每“知朝廷遣使，争谋以轻舟驰报”。

宋代商船模型。中新社记者泱波 摄

中国海商成了亚洲海洋贸易中与阿拉伯商人并驾齐驱的主导力量，在中外交流以及亚洲各国交流中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首先是经济交流，日本、高丽与宋朝的贸易，主要力量是中国海商；在东南亚，宋朝商船入港便会掀起贸易高潮，“蛮贾丛至，随簸篱搬取物货而去”。中国海商还将从南海贩运来的商品转销到日本、高丽，将南海和东亚海域整合到一个贸易体系中。

宋代的海洋经验也说明，实行开放的海洋政策有利于孕育推动社会经济进步的新因素和新观念。宋代的滨海地区已经逐渐生成向海取利的生计方式，一些滨海地区逐步形成了工商业为主的经济结构。人们的习俗、观念和信仰也随着生计方式改变而变化，衍生出丰富多样的海洋信仰和日益兴盛的商业观念和营利意识，发展出独资、合资、雇佣、租借舱位等多样的经营方式。这些新的生计、习俗和观念，成为地域文化的有机构成，形成历史新潮流。

有学者把宋代中国比喻为当时亚洲海洋贸易的“发动机”。在宋代中国与亚洲海洋各国的共同推动下，亚洲海洋贸易进入新阶段，形成南海贸易体系。该体系有稳定的商品结构和市场关系，即中国的手工业品和东南亚、印度洋沿岸地区的资源型商品互补性交换；有稳定的贸易力量，即以中国商人和阿拉伯商人为主导，亚洲海洋各国商人共同参与的海商群体；有稳定的市场区域，即以东南亚地区为枢纽，联系东亚海域和印度洋海域的市场区域。可以说宋代中国在当时亚洲海洋贸易中初显“海洋大国”气象。

宋钱外流和在诸国行用是民间经济交流的结果，而非官方推动。宋朝铸币规模很大，但仍不能满足本国经济和财政的需求，始终存在严重的“钱荒”，故宋朝严禁铜钱出境。而对于进入本国的铜钱，日本、交趾，辽、金、西夏等也均实行许入不许出的禁令。

宋代是中国历代王朝中铸钱数量最多的时期，也是铜钱货币体系最稳定、最兴盛的时期。据学者研究，北宋铜钱铸造量达到2至3亿贯。辽、西夏、金，以及日本、交趾，乃至东南亚诸国都行用铜钱，且推动了周边诸国仿照宋钱铸造货币。

其次是技术优势，领先世界的造船技术和指南针运用于航海。宋代海船船体大，普遍应用了水密隔舱和多层舷板技术，增强了船舶的强度和抗沉性。北宋后期中国人率先把指南针运用于航海，海船有专司“针盘”、掌握“针路”的“火长”，可以帮助人们全天候进行深海航行，增加了航海的安全性和效率。

“南海I号”沉船上的瓷器。中新社记者 陈骥旻 摄

中新社记者：海商在宋代海外贸易起到哪些积极作用？

中新社记者 李贵刚

中新社郑州8月31日电 题：宋代“海洋大国”如何以贸易联结世界？

本文转自：中国新闻网

中新社记者：请介绍一下宋朝海洋贸易概况。

文章来源：《世界民族》 网址: http://www.sjmzzz.cn/zonghexinwen/2022/0901/122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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